1987年人类的敦煌在世界聚光灯下闪耀“加冕”

202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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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3—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会议审议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清单(Nominations of Cultural Sites to The World Heritage List)里,首次出现了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面孔。其中,编号为440的申遗项目尤为引人注目,它就是国际学术界魂萦梦绕的敦煌莫高窟。

敦煌、莫高窟……这些名词对于巴黎来说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常书鸿先生曾于塞纳河畔旧书摊觅得敦煌莫高窟壁画图录,激发其投身敦煌艺术保护弘扬之伟业。1935年秋至1936年春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收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之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柳公权书《金刚经拓本》、欧阳询书《化度寺碑》、唐太宗书《温泉铭》,及收藏于卢浮宫之唐代佛迹图丝画等敦煌文物精品联袂亮相,引起世界关注。长期以来,巴黎是法国敦煌学研究重镇,戴密微、谢和耐等名家辈出。20世纪80年代初,敦煌壁画展应邀赴巴黎展出,在法国掀起了“敦煌热”。现在,这座艺术之都又将见证一个新的历史时刻。

1987年12月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签署的世界遗产证书中这样写道:“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将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清单,凡被列入此清单的文化和自然遗址,均证明其具有特殊的和全球性的价值,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需加以保护。”自此,这颗文化遗产明珠、沙漠里的艺术宝库有了新的身份;它的价值得到全世界的认可,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但当时的中国并非该公约缔约国。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学者开始接触到世界遗产概念。1985年4月,由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发起,文物保护专家罗哲文、城市规划专家郑孝燮、生态学家阳含熙联署,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著名的663号提案,建议中国尽早加入《公约》,享受相应权利并履行相关义务。同年11月,全国人大批准我国加入《公约》;12月,中国正式成为《公约》缔约国。

今天的人们,对于申遗可谓耳熟能详。申遗,既是新闻热点,亦是文化现象,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国家文化战略。但在三十多年前,世界遗产在中国尚属新鲜事物;从官方到民间,特别是对于长城、故宫、莫高窟、秦始皇陵、泰山等中国首批世界遗产地管护机构来说,如何申遗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相对于今日申遗的“持久战”,当年的中国申遗,堪称“短平快”,前后耗时一年多,申遗文本大功告成,提交上会并顺利通过。当然,这与中国首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自身的“高质量”和管护机构的高效工作密不可分;特别是敦煌莫高窟,系中国首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里唯一符合《公约》规定全部六项“硬杠杠”的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世界遗产名录栏目关于莫高窟的介绍是这样的:“莫高窟坐落于丝绸之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处于贸易以及宗教、文化和知识影响的十字路口,莫高窟的492座洞窟以其雕像和壁画而闻名,展现了跨越千年的佛教艺术。”关于莫高窟的突出普遍价值,一是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二是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的交流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三是洞窟壁画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见证,四是佛教艺术的杰出典范,五是保留了传统寺院聚落的典范,六是作为欧亚大陆文化、商业交流及佛教传播的中转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7年,在敦煌文化保护传承史、中国敦煌学史和敦煌研究院史上是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年。伴随着莫高窟申遗的步伐,许多个“第一”相继问世。

5月,中国邮电部首次发行敦煌壁画系列特种邮票;此后每年发行一组,共发行六组。

6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在港联合举办“国际敦煌学吐鲁番学术会议”;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和法、美、加、澳、日、印等国学者与会,这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敦煌学者的首次“会师”。

9月,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主办首届“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中、美、英、法、德、加、日、印度、新加坡及中国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的九十余位专家学者参会,提交论文56篇。

这一年,敦煌研究院使用邵逸夫先生捐款,为莫高窟300余座洞窟安装铝合金窟门,为百余座洞窟安装玻璃屏风,首次为敦煌石窟量身定做“金钟罩”。

这一年,甘肃省歌舞团继《丝路花雨》之后,以莫高窟壁画《善友太子入海品》为素材,创排并公演五场大型舞剧《箜篌引》;相对于《丝路花雨》的情节虚构,《箜篌引》直接取材于莫高窟壁画故事。该剧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属于比较冷门的作品,知名度可能远不及《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著名IP,但在当年,它的创排可是上了《光明日报》头版的大新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名单,编号440的文化遗产项目即为莫高窟。引自UNESCO官网

这一年,随着莫高窟申遗成功,敦煌文化在海外的“人气”亦随之高涨。韩国一群汉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发起成立韩国敦煌学会。《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作为纯学术著作,更是亮相莫斯科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为莫高窟这一新晋世界文化遗产宣传造势。

2017年暮春,笔者陪同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先生、美术研究所所长侯黎明先生出访法国巴黎。一行人徘徊于塞纳河两岸旧书摊,回忆常书鸿先生访书往事;参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实地踏访旧时会址,联想三十年前莫高窟在此间申遗成功场景,不胜唏嘘。身为文物工作者,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品味人类的敦煌当年闪耀“加冕”的荣光,殊为幸事。

35年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典范与敦煌学研究高地的盛世宏图,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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