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書城:從武昌首義參謀長到共和國第一任農業部長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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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本文原載《中華魂》雜志2017年第2期,《中華魂》雜志社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發布。請勿轉載。

李書城,1882年出生於湖北省潛江縣,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從青少年時代起,就追隨孫中山與黃興堅持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他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之一,辛亥首義后當過黃興的參謀長﹔中華民國建立后,做過孫中山的軍事秘書。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起過重要作用。在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中,他也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被任命為第一任農業部部長,為恢復和發展我國農業生產,改善國民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1965年8月26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1904年春,李書城東渡日本,成為日本士官學校第5期的一名士官生。1905年7月,孫中山來到東京,經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的介紹,孫中山到黃興寓所拜訪,恰逢李書城也在場,遂相約前往鳳樂亭作初次面談,商議組織革命大同盟之事。經過磋商,於同年8月20日成立了同盟會。到會者有百人之多,公推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實為協理,如總理缺席時,便全權主持會務。李書城作為黃興的知己,始終參與籌劃組織同盟會之具體工作,孫中山對他出色的工作十分贊賞。

1907年1月,黃興回到香港,與孫中山一起在南方領導過多次起義。李書城應孫、黃之召也於1908年10月從日本回到了廣西的桂林,先后擔任了陸軍干部學堂和陸軍小學堂的監督。1909年冬,有一批陸軍小學堂的學生畢業,廣西撫台張鳴歧要來主持畢業典禮。李書城與幾個同志商議,趁張到時,先殺了他,隨即宣布起義。那知計議未決,卻走漏了風聲,張鳴歧大發雷霆,揚言要捕殺李書城,李被迫去職,北上北京。后經吳祿貞的推薦,擔任了清政府軍咨府的科員兼官報局副局長。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了北京,他們聽后欣喜若狂,並准備在保定舉兵響應,以實現南北夾攻,直取北京,搗毀清廷老巢。就在此時,忽接軍咨府大臣載濤的電報,令李書城與黃郛急赴南方與革命黨人商談停戰議和事,李書城趁此機會與黃郛一起攜眷出北京,從天津乘輪先到上海,不久就到了武漢。

1911年11月2日,當李書城抵達漢口時,全城火光熊熊,煙霧彌漫,他隨即換輪至武昌,參加了黎元洪正在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選舉黃興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戰時總司令,黃興即提議李書城為參謀長。11月4日,黃興與李書城率領總司令部人員赴漢陽,設總司令部於伯牙台,但因敵人的槍彈能射至院中,李建議黃將司令部移至昭忠詞。

黃興和李書城在漢陽訓練新兵,招募民工,修筑工事,日夜備戰,准備迎擊進攻漢口之敵。后黃、李二人考慮到漢口之敵日益增多,與其待敵軍增多后向我進攻,不如乘敵兵力尚未充實時主動出擊。黃、李二人的意見得到了都督府的同意。

11月6日,從石家庄傳來了吳祿貞被袁世凱派人殺害的消息,李書城深感悲痛,對清廷和袁世凱更加憤恨。士兵們聽此消息也都拔劍斫地,紛紛要求出師,攻取漢口,為吳祿貞報仇雪恨。同日,黃興下達命令,部隊分3路向漢口之敵發動進攻。由於第一、二兩路軍未按計劃行動,他們率領的第三路軍,都是新招之兵,缺乏訓練,加之敵軍炮火猛烈,又驟降滂沱大雨,致使進攻失利,部隊撤至漢陽整頓。17日,黃、李二人率軍再次對漢口之敵發動進攻,但因敵強我弱,加上連續作戰,士兵疲勞,武器、彈藥、兵員也損失不少,漢口全境被敵軍佔領,總司令部所在地昭忠詞也置於敵人炮火的威脅之下,形勢十分危急。李書城迅速調來輜重營作總司令部的衛隊,又調來學生軍敢死隊百余人在總司令部前方布防,以確保總司令部和黃興的安全。

眼看漢陽危在旦夕,實難再守,黃、李將戰況急報黎元洪,並要求黎將兵工廠的機器和存儲在漢陽的彈藥、糧食及一切軍用物資搬回武昌,以免資敵。

11月26日,黃興派李書城再次來到武昌,向黎元洪報告了漢陽的戰況。黎當即召開軍事會議,會上大多數人贊成撤退,唯有副參謀長楊璽章慷慨陳辭,主張堅守,並自告奮勇,當即組織參謀部10余人赴漢陽助戰,不幸陣亡。是日,各個戰略據點都已失守,黃興下令,部隊撤至武昌。

武昌首義,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漢口、漢陽之戰是武昌起義的兩個主要戰役,特別是漢陽之戰,極為慘烈。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李書城協助黃興指揮戰斗,竭智盡力。戰斗中,他的雙腳起泡,眼瞼紅腫,嘴唇干裂,但始終堅持不下火線。漢陽失守有多方面的原因,事隔幾十年后,李書城在回憶時,卻檢討自己的過失說:“我對這兩次戰役的失敗,是應負重大責任的。因我的作戰計劃錯誤,使黃先生受‘常敗將軍’之譏,使革命形勢受到挫折,我至今猶引為遺憾。”

時間指向1925年,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發生后,漢口的工、學、商各界醞釀組織罷工,進行聲援。6月10日上午,漢口搬運工人余金山,因過磅時和英太古輪船公司職員發生爭吵,被英籍船員毆打斃命,工人群起嘩動,漢口鎮守使也派軍警鎮壓,導致11日全體工人舉行罷工,並有2000余工人上街,抗議英帝國主義的暴行,英領事調集義勇隊、海軍陸戰隊,以者侵入其義勇隊防線為借口,用機槍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打死40多人,重傷數十人,史稱“漢口慘案”。

慘案發生后,武漢全埠哀慟,各階層人民都行動起來,投入反帝斗爭。時在北京的李書城,立即組織“湖北旅京同鄉會”同仁,成立“湖北旅京同鄉漢案后援會”,急電督軍蕭耀南,要他“勿壓迫愛國工人、學生之愛國行動。”7月初,李書城以“湖北旅京同鄉會”代表的身份,來漢聲援人民群眾的反帝斗爭。7月4日,李書城在蕭耀南為他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當面陳述了“湖北旅京同鄉會”對蕭耀南的三不滿意。他說:“漢案發生,軍警當局事先既疏於防范,致令無辜同胞,被外人視同雞犬,任意槍殺,乃外人殺之不足而軍警當局,亦復視同胞如雞犬,不依據法律,槍殺人命,更或出迫群眾,此旅京同鄉所不滿者一﹔英人無理,死我多人,竟向英人道歉,此同鄉所不滿者二﹔既不依法殺人,復指為過激,或稱為匪黨,以實其罪,此同鄉不滿者三。”他要求蕭耀南取消各種禁令,“庶可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援助人民對其運動,實行對英罷工及經濟絕交,准許學生及知識界演講。”並要求英懲凶、賠款,撫恤死難者家屬。他的發言,使蕭耀南十分尷尬,而與會者的大多數則多次鼓掌,對李書城表示敬意。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李書城被廣州政府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同時還擔任唐生智部的總參議,隨唐部行動。李書城不顧個人安危,始終與唐生智一道戰斗在前沿陣地,協助唐指揮每一個戰役。同年10月,李書城隨軍進入武昌,他將家安在蛇山腳下的一座破廟裡,在這裡聯絡武漢的各界人士,支持國民革命軍繼續北伐。

蔣介石在上海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4月23日,武漢30萬人聚會武昌閱馬場,聲討蔣介石的罪行。李書城以“黨國元老”的身份,在主席台就座,與群眾一起高呼反蔣口號。5月17日,夏斗寅叛變,率兵偷襲武漢,曾是夏的上級的李書城非常氣憤,對夏的叛逆行為嚴加痛斥,並致電夏,要他撤兵,停止進攻武漢,警告夏若一意孤行,定將受到歷史的懲罰。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實行“分共”、“清黨”,李書城在“清黨”中拒不重新登記,自動脫離走向反動的國民黨。

汪精衛反動后,共產黨人被迫轉入地下活動。董必武曾對李書城的胞弟李漢俊說:“這次共產黨撤退,沒有布置后衛,原來同共產黨合作的人,要留下來做點工作,盡力保護革命的同志。”李漢俊將此意見轉告李書城。以后李在武漢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崇高的聲望,團結孔庚、詹大悲等人士,進行特殊的戰斗。

1927年7月20日,湖北省政府進行改組,李書城、孔庚、葉琪被選為省政府常委,輪流擔任常委會議主席,共同負責省政府的日常工作。李書城自進入省政府任職后,就利用他合法的地位,竭力保護革命力量,鎮壓頑固勢力。

抗日戰爭勝利后,李書城從恩施回到武漢,住在武昌珞珈山南麓的一棟小別墅裡,宅旁有一小塊水田,他親自耕種。他表面上過著半隱居的生活,而實際上這時候他通過李漢俊之子李聲簧的關系,與中央南方局建立了聯系。

1948年冬,國民黨在戰略上已瀕臨失敗,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飲馬長江,南京已微聞槍聲。此時國民黨內部更加分崩離析,蔣桂之間的矛盾尖銳,李宗仁、白崇禧有取蔣而代之的野心。12月17日,白崇禧到南京與李宗仁密商,他們認為這個仗己經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而要打開和談的局面,必須逼蔣下台,因為共產黨絕不會以蔣為談判對手的。

李書城了解了目的意圖后,立告一向反蔣、主張和平的省參議員周杰,他們共同揣測白崇禧之用意是借和平運動逼蔣下台,而擁李宗仁繼任總統。李書城雖不願為桂系的陰謀效勞,但他想到,若是蔣桂間發生沖突,則有利於解放軍順利南下,救人民於苦海。他利用這個機會,約請武漢社會各界人士,共同發起組成了一個“和平運動促進會”。

1949年1月16日,湖北人民和平運動促進會在省議會成立,大會選舉熊秉坤、李書城、艾毓英等17人為主席團,李書城為總主席。大會通過了《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宣言》,宣言呼吁國共雙方立即就地停戰,保障人民和平安寧的生活。他們還致電全國各省市,聯絡各民意機關,要求響應。李書城與艾毓英、耿伯釗代表促進會,當面促請白崇禧率先在華中地區、湖北地區以及武漢,立即停止征兵征糧,停止城市設防、釋放政治犯等。

湖北省的和平運動發動起來后,未見各省響應。白崇禧知道李書城與湖南省主席程潛是留日老同學,又是同盟會的老戰友,便要求李書城赴長沙勸說程潛,在湖南也發起一個和平運動,聯合倒蔣。李赴長沙晤程,告知湖北發起和平運動的情況,轉述了白的意見。程對李說:“倒蔣我同意,但須與共軍方面聯系好,才不致於兩面受敵。”

程潛派湖南軍官劉建緒與李一道往武漢。白崇禧認為程潛的建議乃是萬全之策。遂問李在共軍方面有無知友?若有,能否去一趟解放區?李回答說:“領導人中的吳玉章、董必武、林伯渠三先生,有的是我的同鄉,有的是我同盟會的舊友,都可以袒懷暢談。我可以用湖北和平促進會代表的名義,到北方去一趟。但共軍方面若問及你對和平的意見如何,條件如何,我不能代答,最好你寫一信給我,說明你對其方提出的條件,哪些可以承認,哪些你不同意,讓我帶去給他們看,以便作商議的基礎。”白認為李老說得有理,即執筆給劉伯承、陳毅二將軍寫了一信,表明他希望停戰言和,早日結束戰爭。

1949年1月23日,李帶白的私人信件和《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宣言》,邀約了李伯剛(共產黨員)和一名隨從奔赴河南。年事已高的李書城不畏嚴寒,不畏艱險,冒著鵝毛大雪,坐著敞篷軍車,考察和訪問了解放區的許多地方,為解放區的繁榮景象所感動。2月的一天中午,劉伯承和陳毅特地到李書城住處去看望他,對於他為和平願望遠道北上,表示熱忱的歡迎。並設午宴招待他們一行。席間,李將白的親筆信和促進會的宣言,轉交給劉、陳。並介紹了白與蔣的矛盾,以及自對中原戰場“局部和平”的態度。劉、陳要他回武漢后轉告白崇禧,解放軍是一定要解放全中國的,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必須放棄地盤思想,退出所佔據的地方。國民黨軍隊必須交由解放軍改編,原有的官兵願留者由解放軍重新編制,不能原封不動。希望李回到武漢,聯合各界愛國人士,在解放武漢戰斗期間,設法保護地方人民的生命財產,防止敵人破壞。

李書城臨別時一再對二位將軍的宴請表示感謝,並說,劉、陳二將軍的話很誠懇也很坦率,處處為人民著想,使我認清了以后努力的方向。我們回去后,一定要把解放區所見所聞的真實情形和兩位將軍的指示,告知武漢父老兄弟,爭取武漢早日解放,並盡量減少損失。

李書城等人於2月20日回到武漢,這時蔣己下野,李宗仁代行總統職,白在南京未歸,武漢軍隊正忙於備戰,人心惶恐。省主席張篤倫已離職,換上了桂系擢用的湖北軍人朱鼎卿。在這種情形之下,有些知友攜眷逃往兩廣和四川去了,他們是被國民黨反動分子的謠言所嚇跑的。

李書城見狀,分別寫信給離開武漢的朋友們,介紹他在解放區的所見所聞,要他們不要輕信謠言。有些朋友接信后很快返漢了。有些外省的朋友也來信向他詢問解放區的真實情況,他都一一回信相告,勸他們不要四處逃避。李書城還在省參議會為他舉行的歡迎會上,作了關於解放區之行的真實情況的報告,駁斥了國民黨反動派造謠惑眾的種種無恥濫言,第二天武漢各報都以顯著篇幅報道了他的講話內容,武漢市民爭先搶讀。不幾日,上海的一些報紙也轉載了他的講話。

白崇禧從南京返回后,立即布置軍隊在市郊構筑防御工事,強迫商民籌集防御經費,加緊征兵征糧,再也不喊“和平”了。李書城從解放區歸來后,幾次要求向白報告解放區之行的情況,可白總以沒有時間、改日再談為由,不願聽取李的意見。和平促進會的同人們,看到白的這種態度,也不再呼吁和平。李書城與張難先等人反復商議,決定將和平促進會改為武漢市臨時救濟委員會。救委會成立后,首先組織反破壞,反搬遷。白潰退前,准備將省所屬機關、學校、企業及人員、財物、檔案向恩施一帶遷移。李書城等人暗中聯絡各機關、學校、企業的人員,設法保護,不准搬遷和損壞,人員也盡量留在武漢。當白崇禧揚言要在撤退時炸毀張公堤、武太閘、水廠和電廠時,李書城和張難先挺身而出,跑去見白,當面斥責白是要把老百姓往死裡逼,憤怒地以手杖擊地,要和白崇禧拼老命。迫使白表態不炸毀,不破壞。當李得知衛戍司令魯道源派了一個工兵營去漢口執行爆破任務時,李又急忙去做魯的工作。並受地下黨的委托,送了魯6000銀元,所以當魯撤退時,隻象征性地炸了停在江中的幾條破躉船。

救委會還控制“真空”期間的武力使用,李書城親自出面做漢口警察局長、保安隊長的工作,要他們組織警力,在“真空”期間維持市內秩序,並由救委會承擔他們的糧餉。

李書城領導救委會的成員到處籌集糧餉,以備急需。還策動國民黨一些將領起義,趕制旗幟、書寫標語口號、印制臂章,作迎接解放軍進城的一切准備。他速與張難先等知名人士簽名,向全市出安民告示,號召全體市民發揮互助精神,竭誠合作、力求鎮靜,各守崗位,各安生業,以期安堵如常。倘有不肖之徒乘機破壞擾亂,應立即逮捕,交付嚴懲。

5月16日,武漢解放了,李書城以無比喜悅的心情,與全市人民一起共享勝利的歡樂。解放后,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給予他很高的榮譽,安排他擔任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武漢市軍管會的高級參議。7月,他應毛澤東主席的邀請,赴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與黨政軍高級領導人共商建國大計。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10月19日,在政務院舉行的第三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任命李書城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部長。這一任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對他的高度信任,使他十分感動。接到任命后,他就全力投入了恢復和發展我國農業的工作。

由於帝國主義的長期掠奪、國民黨的腐朽統治以及長期的戰爭破壞,新中國成立時,整個國民經濟可以說是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工農業生產大幅度下降。僅就農業而言,1949年比抗戰前最好的年份相比,產量降低了兩成以上,全國農田受災面積達1.2億畝,災民達4000多萬人,人民生活十分困難。為解決四五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1950年2月27日,中央成立了一個救災委員會,董必武任主任,李書城等任副主任。他協助董必武採取了“生產自救、以工代賑、社會互助、政府救濟”等辦法,並從東北老解放區先后調運了百萬噸以上的糧食到關內,救濟災區,安定人民的生活,支援解放全中國的斗爭。

李書城在幾十年的民主革命運動中,幾乎從事的都是政治和軍事的斗爭,很少涉及到農業戰線。他出任農業部長后,知道形勢是嚴峻的,責任是重大的。為了不辜負共產黨和人民的重托與希望,以近古稀之年孜孜不倦的學習黨的有關農業生產的方針政策,學習農業技術知識。他的案頭上經常放著蘇聯農學家米丘林、李森科的專著。他曾風趣地說,過去我隻認識孫中山、黃興、閻錫山、蔣介石,現在我又認識米丘林、李森科了。不久,蘇聯為了幫助我國發展農業,派了一些農業專家來華。李書城虛心地向專家們請教,不顧年老體弱,親自陪同蘇聯專家到農村視察,搞調查研究。有時頭頂烈日,蹲在田邊地頭,和專家、農民一起研究如何改良土壤,如何合理施肥,提高單位面積產量。

經過他們的努力工作,新中國成立一年后,農業生產就有了可喜的轉機,農村面貌也有所改觀。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公布以后,李書城熱烈擁護並身體力行,積極投入到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他曾在第一屆全國人大會上說,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事實充分說明,由於土地改革的完成和農業合作化的發展,我國農業生產力已經顯著地提高了。

如何使農業合作化運動健康發展,又如何促進農業向機械化半機械化方向發展,李曾多次向中央主管農業工作的鄧子恢請示匯報,談計劃、提意見。李認為,合作社的發展要穩步,規模要適應當地情況,還要根據群眾的思想覺悟和要求組織生產,決不能搞強迫命令和形式主義,以防引起群眾不滿。這些中肯的意見,為鄧子恢所重視和贊賞。

在支持農民走集體化道路的過程中,李書城領導農業部門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如發放農業貸款、興修水利工作、供應新式畜力農具和商品肥料,貫徹農業稅收政策和價格政策等。他還大力提倡開展農業科學研究,在他任部長期間,全國建立農業科研機構8300多個,從業人員達10多萬。這支農業技術隊伍,貫徹科研為農業增產服務的方針,把外來的科技知識同當地群眾的先進經驗結合起來,依托互助合作組織,廣泛地開展了群眾性的改進農業生產技術的工作,如深耕保墒、適當密植、合理灌溉、增施肥料、推廣良種、改良土壤、繁殖牲畜、改進農具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從1951年起,國家每年都出動農用飛機為農民防治蝗虫,到1954年,我國對蝗虫的危害已能基本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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